贺麟的这一工作集中表现在对黑格尔哲学的根本概念derabsoluteGeist（现译绝对精神）的译名上[10]，严复《述黑格尔唯心论》（1906年）首次介绍黑格尔哲学，译Absolute为无对待、无偏倚的“皇极”，后在《天演论》中又译为太极，贺麟对此译名的考量基于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在宇宙*这一“战将”在层层矛盾中战而胜之并进入真正的精神世界后，自由民族与有组织的国家成为个体公民的客体自我，个体的真实只能在民族意识和国家精神中寻找。这就是备受现代学界诟病的黑格尔“国家主义”的来源，而实际上批评者多未就此有真正的了解和真知，黑格尔写作《精神现象》时，正是耶拿战争炮火隆隆之际，普鲁士*惨败，法*铁蹄踏进耶拿，黑格尔亲眼目睹了巡视全城的拿破仑这一“马背上的宇宙*”（WeltgeistzuPferde），胸中五味杂陈，既有亡国之悲，又有当时德国人多以“世界公民”自居的意识，而对拿破仑式的盖世英雄改建世界怀着莫名的仰视。虽然对德国前景感到悲观，黑格尔仍坚持以知识延续国脉，并努力于哲学这一“日耳曼民族的特殊天职”[11]。黑格尔的“国家精神”仍然处于矛盾的进程，从希腊城邦、日本古国这种理想的小共和国进化到霸国主义（imperialism）之后，民权与*府公权的冲突加剧，“精神的自我教育”即启蒙的后果是精神变为“一大群自由平等的个人”，如此则代表全体意志的君主必然被覆灭，追求绝对自由的大革命和恐怖应运而生，社会又回到私意盛行的无*府主义和普遍战争的原始状态[12]。这一悲剧并不能被作为客体的社会宪法所终止，而需要主体精神的更高综合以达到真正的社会组织，黑格尔举出康德、费希特寻求道德基础为例，但如此之“天国”与“天理”没有实现于人间的可能，因此仍然属于烦闷意识之一种。黑格尔最后把目光投向宗教，宗教代表了“社会我（thesocialself）”而非“个体我”对于宇宙的解释，在原始宗教、希腊宗教之后，新生的初期基督教思想降世，上帝精神在形器、罪恶、黑暗、错误地入世受苦中而超越之，由此促成精神与有限形器世界的调和并永存于教会之中，贺麟将这一绝对存在的意识称为降衷世间的太极。 《译序》中详述了译TheAbsolute为太极的缘由，贺麟重“比”的译事原则并非中译西学的单向格义，亦以此衡量“西人之治中国哲学者”。举凡“太极”一名的西译，除音译外，诸如The GreatExtreme（意为“大极端”，MC Clatchie译）、TheGrandTerminus（意为“太端”，JamesLegge译）、The SupremeUltimate（意为“无上究竟”，uce译）、DasUrgrund（意为“太本”，Zenker译）、DasErhabene Aeussersto（意为“崇高的极端”，Hackmann译），贺麟认为以上译名均不甚妥帖，其因在于西人拘泥于西语文法，多将“太极”拆分为“太”“极”两个单字分别译之再经组合，反而失去太极的本义，而“极”常常训为“中”而非“极端”，不易找到西文单字相对应。唯一为贺麟称许的例外是Glies，他在庄子的翻译中，将太极译为The Absolute，这与贺麟的西文汉译契若符节。更重要的是，Glies所取的也是本土语言中的固有概念，而未为译事生造新词。虽不知贺译是否由Glies启发而至，但二者共旨而同归，堪为译事中双向格义的范例。
【77】：没有逻辑的正能量就是负能量。 刘忻 《耳朵里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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