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氏是华夏的农业神和医药神。上古时期，人民不识植物药性，经常误食而中毒。神农尝百草，教生民辨植物，种嘉禾。
图云和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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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尝百草的神话最早见于西汉·刘安《淮南子·修务训》：“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墝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刘安因为炼丹的缘故，对医家极为推崇，因此将神农氏作为医家始祖记录下来。
传说中的神农氏为牛头人身，是典型的农耕者偶像。神农尝百草，似乎是人类的祖先为摆脱疾病的困扰所采取的某种理性行动，其实这是一种错觉。神农时代正是人类社会逐渐摆脱茹毛饮血的冷食野蛮阶段、开始步入原始农业种植阶段的时期，而神农尝百草，只是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人类向土地获取食物的最初情景和方式手段：由于原始的生产工具和种植方法，以及不可抗御的自然灾害（包括野兽的侵袭），原始的人类不可能从土地上获得足以维持生命的谷物，因此常常面临饥饿的威胁。在饥不择食的生理需求下，他们便向大自然的植物大开戒口，见什么吃什么。偶然吃到大黄便腹泻，吃到麻黄就出汗，吃到藜芦而呕吐，如此等等。以上情形，在更早的原始群落中也许已经发现过，随着尝试次数的不断增多，又经过数千年无数次的反复实践，原始人类逐渐意识到了植物与人体之间的种种联系，于是原始的医药学终于随之建立和发展起来。
神农尝百草图对于这一漫长的演变过程，自西汉以来的古籍中多有相关记载描述。
西汉《新语》曰：“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
东汉·班固《白虎通德论》载：“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
东汉《风俗通义·三皇》曰：“《含文嘉》记：‘神农，神者信也，农者浓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种，美其衣食，德浓厚若神，故为神农也。’”又曰：“《尚书大传》说：‘遂人为遂皇，伏羲为戏皇，神农为农皇也。遂人以火纪，火、太阳也，阳尊，故托遂皇于天。伏羲以人事纪，故托戏皇于人。盖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农，悉地力，种??，故托农皇于地。天地人道备，而三五之运兴矣。’”
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氏，长于长江水，始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以省杀生。尝味草木，宣药疗疾，以救夭伤人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草》四卷。”
唐·司马贞《三皇本纪》谓：“神农氏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尝百草，始有医药。”
由此可见，神农氏的真正贡献在于发明和推广原始农业。神农尝百草，其最初始的目的不是寻找药材，而是寻找可资耕种的粮食种植资源，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原始农业的出现改变了黄河流域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的生产方式，拉开了农耕时代的序幕，为黄河农业文明奠定了基础，这是神农尝百草神话的真正意义与价值所在。
古人田间劳作图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与中医药学的演化发展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简言之，有三点。
一是天时、农时、医道，融为一体。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尤重天时地利。农业生产中的阴阳、天干、地支、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与风调雨顺、精耕细作、干旱洪涝、春生、夏长、长夏化、秋收、冬藏等常识，在《黄帝内经》中的“四气调神”、“生气通天”、“天元纪”、“五运行”、“六微旨”、“气交变”、“五常政”、“至真要”、“天元正纪”等专论和“四时之性”等论述，与人的生命结合起来，阐述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
二是农本、人本、人的生命，融为一体。农耕文明所形成和遵循的重农、农本思想，是基于重视人，重视人的生命这一基点之上的。农本思想，实质上就是人本思想的延伸和实践。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这一认识，农耕生产同样是以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活动为前提，以人的生命需要为基础的。而“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等观点正是中医药学的基本出发点。
三是药食同源。神农尝百草是以寻找食物为出发点的。尝之无毒者可就，尝之有毒者当避。在此过程中，逐渐发现了不同食物的性味和功效，认识到许多食物可以药用，许多药物也可以食用，两者之间很难严格区分。随着经验积累，人们对食与药的认识逐渐清晰，药、食也开始分化。《黄帝内经·素问》说：“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肉谷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唐杨上善在《黄帝内经太素》一书中写道：“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基于人们对药食性、味的认识，形成了中医药学中的中药和养生理论。在日常生活中，每一个人的饮食习惯和状况都与本人的健康、生命状态密切相关，每一种食材的性味、多寡也都与本人的健康状况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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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对于“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这一神话传说的真实性也曾进行过辩证探讨。
清·王履在《医经溯洄集》中的《神农尝百草论》篇中写到：“药中虽有玉石虫兽之类，其至众者惟草为然，故遂曰尝百草耳。岂独尝草哉？夫物之有毒，尝而毒焉，有矣。岂中毒者，日必七十乎？设以其七十毒，偶见于一日而记之。则毒之小也，固不死而可解；毒之大也，则死矣，孰能解之？亦孰能复生之乎？先正谓淮南之书多寓言。夫岂不信？”
鲁迅在《经验》一文中也表达过相似的观点：“我们一向喜欢恭维古圣人，以为药物是由一个神农皇帝独自尝出来的，他曾经一天遇到过七十二毒，但都有解法，没有毒死。这种传说，现在不能主宰人心了，人们大抵已经知道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建筑，烹饪，渔猎，耕种，无不如此；医药也如此。......这样地累积下去，乃有草创的纪录，后来渐成为庞大的书，如《本草纲目》就是。而且这书中的所记，又不独是中国的，还有阿剌伯人的经验，有印度人的经验，则先前所用的牺牲之大，更可想而知了。”
图采茶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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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出发去分析，会发现这一传说确实含有某种被神化的色彩。“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这个“尝”字非常关键，尝即实践，道出药物的发现绝不是神造空想。“一日而遇七十毒”，这里的“七十”可能只是一个表示“较多”的概数，实际上先民所中的毒又何止七十而已！这一拼搏奋斗的历程告诉我们，正是广大群众以身试药，才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总结，实是来之不易。
更准确地说，它是先民与疾病斗争真实写照的缩影；是对于氏族社会无数先民在代代认识药物的过程中总结其毒性药性之过程的一个概括描述；是对于我们的先祖前辈在自然的严酷环境下奋力拼搏求取生存之机，甘愿牺牲奉献自身以换得华夏民族繁衍昌盛至今的这样一种伟大民族历程与精神的浓缩、凝练、尊崇的象征化表达方式。将中华民族精神托之以神话，集之于一人之身，令我等后辈不忘先祖之精神，继续传承发扬之。
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与由此衍生而来的中医药学凝结了我们祖先的实践、智慧与奉献精神，其与中华民族精神实息息相关，且互为表里。这些都是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一定要发扬光大。
河南省神农山风景名胜区内的神农雕像（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