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不断从各方面吸收营养。丝绸之路为中医学吸纳以印度医学为主的“西域医药”开辟了通道。西域医药传入中国主要是在东汉以后，借助于佛教东传带入了印度佛医学知识，也通过民间交往传入部分印度的俗医药知识。从中医学理、法、方、药四个层面，可以对中医学吸纳西域医药的情况作具体分析。
中医学在秦汉之际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集中体现在《*帝内经》中。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又有局部调整与补充。印度医学概念渗入的因素显得更为典型。
南朝陶弘景修订葛洪《肘后备急方》序云：“……更采集补阙，凡一百一首，以朱书甄别为肘后百一方……今余撰此，盖欲卫辅我躬。且佛经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是故深宜自想。”其中“四大”“百一”等援引了佛经词语。
系于东汉名医张仲景名下的《金匮玉函经》卷一之《证治总例》中有“地水火风，合和成人”“四气合德，四神安和。人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四神动作，四百四病同时俱起”等语；敦煌出土医药文献P.《张仲景五藏论》谓：“地有草木，人有毛发。四大五荫，假合成身。一大不调，百病俱起。”其中的地水火风、四大、五荫等，皆出于佛典。
中医根植于中华文化其他传世中医古籍如《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等著作都有类似概念的引用，甚至还尝试与中医的一些概念作沟通，例如《千金要方》卷一把地水火风演绎成“火气”“风气”“水气”“土气”。但毕竟是不同来源的概念，特别是中医理论原本已经比较完善和稳固，因此，虽然以上概念在后代医书中仍不乏见，却终是堆砌式的附赘使用，使用者可能更偏于点缀门面，西域医药概念并未真正融入中医理论体系之中。
但是，也有某些源自印度医学的理念概念被中医理论体系纳入。如中医眼科的“五轮学说”即是在印度医学眼科理论影响下形成的，而中医的痰饮学说的发展更受到印度医学的重要影响。盖这些理论为中医学原本空缺或认识不够深入的方面，而引进的部分又为局域性理论，不会对中医整体理论产生干扰性的影响。
中医根植于中华文化中医的“法”，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运用辩证方法确定疾病的病因病机，进而确立治则治法。“法”随证而变，有什么样的病症，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在长期的医疗活动中，人们凝练出一些大多用四字短语表达的相对固定的“法”，如发汗解表、清热解表、利水化湿、理气和中、清热化痰等。“法”因“理”而生，中医在理论方面并未吸收太多外来因素，基本维持了自己理论的独特性，相应的，在治法方面也延续了这样的特色。
古代西域医药体系大体在于药证、方证对应的层面，“法”的认识较为笼统。如《最胜王经》中一段较能全面反映西域医药的认知体系。病邪被分为四种：风、热、痰癊（饮）三种加上不同组合的“总集”；在辨病层面则看季节和一日之中发病时间，“春中痰癊动，夏内风病生，秋时*热增，冬节三俱起。……食后病由癊，食消时由热，消后起由风，准时须识病”。接下来治疗规则是：“风病服油腻，患热利为良，癊病应变吐，总集须三药。”用药与之相应，也不细分，诃梨勒、三果、三辛、沙糖、蜜、酥乳这些西域常用药，都能“疗众病”。虽然也提出需要区分以及如何区分四种病，但施治用药却又往往以几种药物通治诸病。
可见，西域医药在“法”的层面并未建立起结构系统、逻辑清晰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因而中医也未能在该方面有具体的吸纳。
中医的“方”，本义为治病方法。临床上辨证定法，据法立方。“方”狭义理解为运用药物组合的方剂，如大柴胡汤、逍遥散、牛*丸……但中医的针灸、拔罐、刮痧甚至导引等不用药物的疗法，也都属于“方”的范畴。
中医根植于中华文化一些西域医方被纳入中医药认知体系，辨证施用。如中医急救方剂苏合香丸最早载于唐玄宗《开元广济方》（原书已亡佚，唐王焘《外台秘要》卷十三收载），原名“吃力伽（中药白术的西域名）丸”，用大量西域香药，组成药物多且杂，中医方剂君臣佐使的配伍关系似乎不甚明确，但治猝然昏倒、牙关紧闭、不省人事等实证昏迷卓有奇效，至今医界仍作为急救药使用。
敦煌出土方书、《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中载有许多从西域传来的方剂。如阿伽陀丸、阿魏雷丸散、苦参硝石酒、大白膏、大黑膏等医方，都源出西域或有明显西域医药色彩。还有不少中土医方加入了部分西域的药物，包括有些医方用乳酪、油酥、髓、石蜜等来加工，也是受到了西域医方的影响。
中医根植于中华文化中医还吸收了来自西域医药里的其他医术，最有名的当属从印度传来的“金针拨障术”。《外台秘要》卷第二十一记载了“天竺经论眼序一首”，注云：“陇上道人……于西国胡僧处授。”此术曾盛行于唐朝，唐代诗人白居易、杜甫、刘禹锡、李商隐等都写有赞颂“金篦术”的诗篇。此外《千金要方》中还记载了从西域传来的养生法与按摩术。
古老的印度医典《医理精华》中的很多西域医方未见于中医著作，可能是未传到中原，或因所用药物中原未能了解（有语言影响）有关。另外，有些佛典所载医方组方庞杂，没有或看不出确定的治疗指向，却宣称久服之后可以取得神奇效果，如敦煌卷子P.一药方宣称服用数日即可“一切怨贼，兵甲开战，皆得胜利”；“一切恶业烦恼，四重五逆，恶梦蛊道，悉能破坏”；“国王宰相，一切大众，皆随顺恭敬，信受爱乐”。这样的药方疗效过于神奇，且超出了医疗范围，不太符合中医语境中的固有思维，因而也不会被中医采纳。
可见，中医在“方”的范围对西域医药有较多吸收，求己所需，取己可用，学习对方发达的学术内容，填充自己相应薄弱的方面。但一些超出认知的奇方则在实践中加以摒弃。
以中国传统医药理论指导，采集、炮制、制剂、说明作用机理并施用于临床的药物，统称为中药。中药理论包括四气五味、升降浮沉、性味归经和*性大小等，以此指导中医遣方用药，治疗疾病。
中医根植于中华文化丝绸之路打通后，成为古代东西方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许多西域的药物随其他商品传入我国，成为中药的一部分。
有些药物借鉴了这些药物在原产地的用法。如仙茅的补益作用，天竺*治热病，木香对胃肠疾病的疗效。但更多药物并不是简单照搬西域原有经验，而是在实践中按中药理论重新认识，发明新义，使西域药物本土化。
部分药物在原功效基础上调整了治疗范围。如天竺*原治“一切热、*”，中医发现其为治疗小儿“急热惊风”的良药；胡*连原治多种热，中医应用后发现其偏长于治“虚热”与“湿热”，而不是“实火”；木香则进一步发现其长于理气行滞，因而主要用于治疗中焦气滞型脾胃病。
中医根植于中华文化部分药物与原有功能大相径庭。如荜拨，印度医学用于治疗“热病”，但在中药中列属温热药，用于治疗腹中冷痛等“寒证”；安息香，印度医学用于治疗“热病和恶魔”，在中医应用中安息香亦属于温性药，即便用在苏合香丸中其主要功效也是“温通开窍”；肉豆蔻，原用于治疗各种病理因素引起的咳嗽，而中医学中用于治疗脾胃病，主治腹泻腹痛。而郁金，在印度几乎不入药，只用于调料与色料，传入中原后，被发现可行气活血、疏肝解郁，用于妇科疾病疗效甚佳。
中原医药与西域医药理论基础不同，对同一药物的作用得出不同认识是自然的；但是，对寒热等基本属性有相反认识，却不尽合理。这种差异的形成有待进一步研究。
中医根植于中华文化中医根植于中华文化背景之上，历史悠久、积淀丰厚。在对于以印度医药为主的西域医药的受容方面，呈现出理、法层面“坚持本我”为主，而方、药实用层面“兼收并蓄”的姿态，即坚持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而广泛汲取他方实用的营养。应该说，这是中医药学得以繁盛的成功之道。因而到唐宋以降，阿拉伯医药、回回医药等域外医药流传中国时，仍然大体重复了这一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