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去了，然而留下的让人印象深刻的似乎仅仅只有新冠肺炎这四个可怕的字眼。近二十年来，我对03年非典型性肺炎的席卷基本没有印象，印象中09年或者07年爆发过一次流感病*，再往后的记忆就是偶尔出现的猪流感、禽流感等等仅局限于动物之间传播的病*。这样来说，大规模病菌传播发生的频次还是不低的。
恰巧最近在读《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书中贾雷德·戴德蒙教授对于人类社会的产生、变革、分化都作了详细的阐述。本书以一个问题作为叙述的开始，即年7月，作者在新几内亚研究鸟类的演化期间与一个叫耶利的当地知名*治家之间短暂的交谈中被询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将它们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货物呢？”
将问题推而广之，便是对于从万年前同样起始于非洲大陆的称之为人类的物种为什么在今天乃至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存在如此显著的差异。对于这个问题，作为对本书观点的理解，我在前两篇文章已经做了初步的叙述。基于历史发生的时间线角度，人类从采集狩猎社会过渡到农业社会这一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阶段起，社会进步的迭代速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不可避免地便是社会分化程度的加剧。
提起这个过渡阶段，想起了在《人类简史》中看到的一个全新观点，《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同时著有《未来简史》与《今日简史》，这位76年出生的犹太人在谈及人类从采集狩猎社会到农业社会的过渡时，提到了一个同研究人类未来的他竟然不用智能手机一样令人震惊的观点，那就是他认为这个过程是人类的一次巨大失误，他将人类驯化植物生产粮食的过程视为植物对人类的驯化。从自然进化的角度来讲，物种数量的增加就意味着物种进化的胜利，那么在人类驯化植物之后，植物的数量以及增加的速度都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对于人类，尽管过渡到农业社会之后数量剧增，但人类在农业社会过得并不比采集狩猎阶段那样轻松，所以他将这个过程视为植物进化的胜利。
说实话，我现在对于他观点具体内容的记忆远远没有看完该观点之后的个人感受深刻。对于这个全新的观点，《人类简史》中的阐述远远比我上边的转述深刻、也远远地具有说服力。相信很多读过这本书的人对于这个观点的感受与我大同小异。那是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如果非要找一个词语去形容，那只能是颠覆二字，一种对个人认知的冲击以及颠覆。
但尽管迈向农业社会这个阶段跨越对于个人而言是否一定是进步的断定存在疑问，但对于人类整体，这个过程的进步性以及必然性却毋庸置疑。进步性不必多说，排除一切必然因素，假如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依旧处在采集狩猎阶段，那么敲打键盘的我和翻阅手机的你的交互方式一定不会存在。因为正是粮食的生产，富有想象力的人才能有构思创造的物质基础，才会有用简单电路闭合打开对应的0与1组合出丰富功能的机会。正是有了粮食的生产，才有了文字存在的必要，才有了各种信仰体系以及维护本区域农民利益的城邦和城市雏形。
至于必然性，那要从粮食生产的起源说起。粮食生产的开端是无意识的，就像我们今天面对很多发生的事情一样，不可能明确所有做出的选择所带来的影响，更何况几百万年前那些在智力与知识掌握方面与当今人类有着显著差异的的人类祖先。
任何决断都是必然与偶然相结合的产物，偶然或许是某位人类祖先发现了一种可以食用的大面积野生生长的植物。而必然则是狩猎采集的不均衡性：第一天满载而归、而第二天却一无所获。这种巨大的不均衡性带来的结果必然是追求某种稳定的生活方式，恰巧，农业社会的特点就是稳定。
回到那个以耶利命名的问题，从农业社会诞生之日起，差别也就开始与日俱增。这个过渡阶段显然有时间以及空间上的巨大差异，有的地方没有粮食生产所必须的气候环境，有的地方因果实与猎物的获取十分容易仍旧停留在狩猎采集阶段，有的地方动植物物种丰富，可供驯化的选择较多，有的地方仅仅具备动物或者植物一类的驯化条件。
综上所述，如果笼统地回答那个问题，那便是你生在何处，便很大程度决定了你是谁。当然只要有人存在的环境，就无法忽略人的主观能动性。
回到耶利的问题：不同的民族最后何以在权利和富裕方面大相径庭。作为社会发展根基的粮食是一切差异的源头，在粮食造成差异的基础之上，枪炮、病菌、钢铁粉墨登场。
整个近代史上人类的主要杀手是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它们都是从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据历史记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战争受害者死于战争引起的疾病的比死于战斗创伤得要多。单单从病菌的这一项战绩考虑，我们就无法忽略其对于人类社会进程的影响。
年，本想探索通往古代印度和中国的海上航路的哥伦布意外来到了美洲，这一项“青史留名”的人类探索活动不仅仅给美洲土著带来一个不甚贴切的名字-印第安人，也带来了无尽的杀戮。
尽管杀人不眨眼的欧洲征服者杀死的印第安人不计其数，但随征服者踏上美洲大地的凶恶病*杀死的印第安人却要多得多。所以相比欧洲征服者手中的利器，随他们一并而来的病菌才是征服活动的“最大功臣”。可是只要稍微动一下脑子，我们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美洲的病菌没有大批杀死入侵者并跨过大西洋，并在欧洲大开杀戒？为什么病菌的传播几乎是单向的？
尽管病菌个体十分渺小，但它同样遵循自然选择的演化规律，从这一点而来，病菌与体积是它百万千万倍的生物别无二致。任何不被干预的演化作遵循的原则都是选择那些在繁殖后代和帮助后代向适于生存的地方传播方面都是最有效的个体。
病菌演化出了许多的传播方式，其中最不费力的就是等待一个宿主被下一个宿主吃掉。例如，沙门氏菌就是因为我们吃了已被感染的蛋或肉而感染上的。另一种于病菌而言较为高效的传播方式是被动传播。在昆虫的唾液中“搭便车”是该种传播的典型案例，咬过病菌感染者的昆虫在咬新宿主的同时完成了病菌的一次传播。这一种方式常见于长期肆虐非洲的疟疾。
相比前两种传播方式，下面要说的这种方式将病菌的高智商显露无疑。即有些病菌通过改变宿主的结构和行为习惯来加速自己的传播。
如天花造成感染者皮肤损伤，从而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身体接触来传播病菌，这便是病菌通过改变宿主的结构来加速传播的案例。至于改变宿主行为习惯的方式，便是我们早已见怪不怪的流感病*通过诱使感染者咳嗽或打喷嚏以实现将病菌传播给新宿主的目的。
但很显然，这些并没有解答在欧洲人征服美洲的过程中病菌为何像有选择性一般仅广泛存在于欧洲对美洲的单向传播。回答这个问题，那就一定不能逃避病菌的起源。相信从这一场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以往对于病菌的认识中我们都知道病菌主要来源于野生动物，或者更加准确地来说是病菌来源于动物，也就是病菌一直和我们并行式地存在于地球。
但尽管它们一直存在，病菌能够流行并广泛传播却少不了一个极为关键因素：那便是人口的密集，而这个条件恰恰是狩猎采集社会以及尚处于刀耕火种的农业社会初期所不满足的。
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从病菌的角度来看，它的成功意味着寻找到一种密集分布的物种作为宿主，无奈狩猎采集阶段人类分布十分分散，即使它有机会侵入一个人的躯体，那么结果也不过是将这个人或者将这个人所存在群落的所有人杀死，而这种小范围的传播显然并不是它所期待的结果。
那么相比而言，在人类分散存在的社会阶段，病菌将动物作为主要的宿主似乎是一个更加明智的做法。当然需要澄清的是，感染动物与感染人类的即便是同一种病菌，大部分也因变异或者基因突变而以不同的形态存在。
人口的密集程度越大，对于病菌的传播显然是越有利的。也就是新冠病*能够肆虐不仅仅在于其强大的传染力，更在于社会的密集程度，以及人口流动的程度。
基于病*这种内生的传播需求，我们可以说从一万年暗自庆幸农业社会诞生的不仅仅是脱离食物采摘生产而出现的新行业的从业者，更是因人口积聚而受益巨大的病*。可以说人类进化的同时也将自己作为病*宿主拱手出卖。
所以动物物种丰富的欧亚大陆因普遍早于美洲进入农业社会而具备更多病菌出现的可能与繁殖环境，并且在早于美洲之前因病菌的大规模爆发而获得对某些病菌的终生免疫。
所以在欧洲对于美洲（非洲类似）的殖民征服时期，致命的病菌与欧洲更强的组织技术并驾齐驱，并最终奠定世界发展的基础格局：欧洲的强大、以及非洲美洲大部分地区的落后。
至于异*突起的美国，因其历史短暂，且相比较而言与欧洲的关联密切于美洲，土著，因此，美国的强大并非是对于以上社会分化逻辑的违背。
在粮食的基础之上，在病菌、钢铁与枪炮对人类社会差异的塑造过程中，病菌的作用力拔头筹，且一直在今天依旧对人类发展影响深远。
在地球这个包罗万象的大舞台，在历史的时间轴线上，病菌从未远去，也从不会远去，且其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只会因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而越来越大。
那么在新冠肺炎肆虐的，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很多生命逝去、经济发展受到巨大冲击。得益于应对突出事件能够最大化集中社会力量的社会体制，我们暂时在与病菌的战斗中争得上风，在为受到伤害的无数家庭悲伤的同时，我们似乎也应侥幸这一次气势汹汹而来的不是致死率更高、传播力更强的某种病菌。
我们需要更加务实、完善公共卫生事业的建设，力求更早地处理突发事件，因为病菌一直和我们并行存在，它从未远去，它也一定会在未来某个年份、某座城市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