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艺》长篇转载鲁跃峰译大卫·雷诺兹《沃尔特·惠特曼的美国》：诗人宣称自己比总统优越（标题为选编者所加）
（节选自原书---页，第十章“我包罗万象”：《草叶集》第一版送给所有人的礼物，计字）
对惠特曼来说，将不同的文化意象融合在一起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活动，还是一个极其紧迫的行动，甚至是绝望中的孤注一掷。面对一场社会危机和一段复杂曲折的私人历史，惠特曼通过诗歌治愈了他的国家，也治愈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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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草叶集》第一版中，惠特曼创造了一个全能的“我”，试图通过使用美国丰富的正面文化形象来大力缓解社会和个人弊病。
这个“我”有自传体的成分在内，但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是一个被创造的自我，服务于诗歌修复身心健康的目的。惠特曼力请人们注意他的那个“我”的双重功能———私人功能和公共功能。一八五六年，他在《时代日报》上发表的一篇自我评论中指出，他的诗歌“是要表明作者的双重个体身份：一个是个人的自我，另外一个是民族的自我”，在向特劳贝尔解释他不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草叶集》大多数版本的扉页上的原因时，惠特曼宣称：“把一个名字放在那里是一种亵渎———就好像在宇宙上贴上一个名字一样。那些认为《草叶集》属于任何一个人的想法都是荒谬的：我最多只是个喉舌而已……我喜欢那种普通的伙伴关系的感觉———仿佛这些‘草叶’可以属于任何人，只要他像我一样真心实意地选择了它们。”他在其他地方还补充道：“属于《草叶集》的那个沃尔特·惠特曼是一个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的沃尔特·惠特曼，是一个和其他任何人一样的，比如说，霍勒斯·特劳贝尔那样的人。”
不管这个诗化人格的“我”的自传成分到底是什么，它的公共身份在一八五五年版《草叶集》一开始就被强调了。版本的装帧设计融合了不同的文化层次，这种融合在序言中得以详尽阐释，并在诗歌本身中得以延续。
这个序言兴奋地声明：诗人和国家完全对等互惠。开始时是美国意象，吸纳了过去的一切，结束时是国家意象，柔情地吸纳了诗人的一切，就像诗人柔情地吸纳了这个国家一样。二者中间，惠特曼融合了美国南北战争前的社会和文化，表明诗人在重塑美国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序言没有明显的结构，接下来的各组诗篇也一样没有明显的结构，这样更利于惠特曼声明的那种自由流动的文化互动顺利实现。尽管如此，它还是提出了一个论点，简单解释如下：美国迫切需要诗人来弥补自己国家的缺陷，实现自己国家的潜力。它的缺陷包括各级*府中的腐败*客，国家分裂的阴影，随处可见的罪恶堕落，失败的两性关系，以及许多扭曲变态的、耸人听闻的流行色情故事和图片。它的潜力在于坚持民主和联邦的理想，在于自由的个人表达，在于这个国家丰富的地理资源，在于音乐和艺术等文化领域。诗人的角色是拨乱反正，恢复健康状态，达到和谐。在一个社会统治者失败的时代，诗人宣称自己比总统优越。他“渴望人人平等”，而这些人在普通民众和被社会摈弃的人群中，而不是在立法者中。在缺乏可行的*治民主的情况下，诗人预示了一种新的文化民主，由各种现象形成，从唯灵论者到颅相学，从艺术到生理学。因为诗人亲切地吸纳了几乎所有美国人的品味，他本人也会被自己的国家吸纳。
《草叶集》第一版的全部内容都是由诗人和他的国家完全对等互惠的信念所支撑的。“我礼拜我自身”，第一首诗就这样开始了，但事实证明，这个“我”既是美国人———或者说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又是沃尔特·惠特曼这样的普通个人。Ｄ．Ｈ．劳伦斯称惠特曼是“一位始终流露出私人灵*的诗人。他所有的隐私都像涓涓细流一样流出来，渗透进宇宙之中”。丹尼斯·多诺霍同样指出，惠特曼的“我”后面总是有一个等号。惠特曼的这个民主之“我”的原型在各种极为不同的文化领域的意象和人格面具之间自由流动。
尤其是在《自己之歌》中，这种自由流动转换轻松得让人吃惊，速度之快让人难以置信，就好像惠特曼不仅观察到了自己文化的意象和习语，而且他的神经末梢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它们。在《自己之歌》和第一版的其他几首诗中，惠特曼并没有写出自己的文化，而是将自己融入其中，并将其铭记于心。巴赫金关于“斯卡兹”（神侃；ｓｋａｚ）的观点———将民族习语融入叙述声音中———通常被用在小说中，但与惠特曼的诗歌也有关联。惠特曼在《时代日报》上说，伟大的作家“收录了人民的原始材料，并以最佳时间、最佳地点的最佳形式表现出来”，实际上他这样描述的正是《自己之歌》背后的所有同化吸收过程。
这首诗中没有几行可以被理解为只表达了单一的思想或观点。因为惠特曼不断地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协商妥协，他的形象是多层次的，可以引起共鸣。整首诗没有明显的模式。关于《自己之歌》的“结构”有近二十种不同的描述，其中大多数都围绕着个人自我的发展，但这些不同的、有时是相互矛盾的解释都是出于那种强求一致的目的，是为了把这种修辞风格独特的具有自由形式的诗歌纳入某种秩序。惠特曼说，战前美国的特点是“动荡不安”，我们看到这种“动荡不安”以各种自由形式出现在民众和精英阶层中。惠特曼将这些自由形式融合在一个文学屋顶下，为精英形象增添了民主热情，为大众形象带来了哲学深度。他希望，不同形象的相互融合可能有助于驱散他本人和自己的国家所面临的种种弊病。
《自己之歌》开头那几行诗非常著名，立刻就以谕示的形式解决了美国生活中一个长期存在的基本问题：如何平衡个人的需求与大众的需求。这个问题在一八三二年的联邦法令废止权危机中出现，并在五十年代导致了灾难性后果，导致国家走到崩溃的边缘。当时美国在*治上几近分崩离析，惠特曼则在文化边界消解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诗性统一战略。
我礼拜我自身，亦赞美我自身，
我所承重任，即是你们必承重任。
因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一样属于你们。
我闲游，并邀上我的灵*，
我半倚半躺，悠闲、自在，凝视着一片夏日草叶的鲜嫩。
自由与权力之间的张力、各州权利和联邦权力之间的张力在这里都由一个“我”来解决，这个“我”宣称自己既是一个个体，又与别的个体完全平等。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和安东尼·伯恩斯事件之后，美国实际上很难再礼拜自身，只剩下苦涩的讽刺：惠特曼代表的那个“我”是五十年代反独裁的代表个体的美国人，根本就不相信权力结构。他可以礼拜自身，并宣布与他人平等，因为他与全系列的文化统一的各种可能性各种可能性完全合拍。礼拜“我自身”给“节日庆典”的概念注入个人人格至上的概念和纯洁的感觉，让人回想起惠特曼童年时代那些令人备感亲切的民粹主义盛大节日庆典，而不是他在五十年代抱怨过的那种冷淡的、没有人情味的公共节日庆典活动。在《草叶集》的最终版本中，惠特曼加入了“歌唱我自身”这句话，他又开启了另一种潜在的统一力量———音乐———这也是他诗歌融合功能的一个关键部分。
一八五五年，他对文化民主可能性的信念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可以采取近乎极权主义的立场：“我承担的重任，也是你们要承担的重任。”一八五五年版里面的那个“我”主张完全的控制，因为他想要大家持续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大多数读者都有过的那样的经历上面。下一行———“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们。”———就在自然的过程中植入了分享的概念。与他最喜欢的两位作家———范妮·赖特和尤斯图斯·李比希关于原子的民主交换的观点相呼应，他表达了对自然循环思想的信念，而自然循环仍然是整首诗中那种肯定态度的主要依据。
然而，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唯物主义。“我闲游虚度光阴，邀上我的灵*”，这行诗宣告了物质／灵*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通常与斯威登堡派和唯灵论者相结合，在一八五五年版中贯穿始终，在后来的版本中更加突出。这一行诗也为闲游虚度光阴的概念增加了哲学的深度，在惠特曼的时代（正如他自己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所证实的），闲游虚度光阴通常与没有谋生技能的城市下层阶级的堕落行为有关。让自己的这样一个闲游虚度光阴者邀请自己的灵*，其意义就像后来惠特曼在“粗暴躁动、肥胖厚实、喜欢享受”那条自我描述中又加入“一个宇宙”这个词一样，产生了崇高的效果。让他凝视着一片夏日新生草叶的鲜嫩，引入了普通事物的奇迹概念，这种奇迹主要来自进步的科学与和谐论者，这也是诗歌的另一个关键主题。同时对草叶的礼拜也是一种寻求解决自然界中个体与群体之间张力的方法：这些新生的草叶既体现了个体主义，因为每一片草叶都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同时也体现了一种激进的民主，因为它还是一种普遍的植被，在所有地区和种族之间都在生根、发芽，到处生长。
在他的诗歌开场白中，惠特曼展示了一种重建的民主，自我、文化和自然在其中卓有成效地融合。如果说，他在自己的笔记中只是宣称“我们不需要改革，不需要制度，不需要**，我们需要的只是好似大自然具有的那种生存原则，有了这个原则，所有事物都会运转良好”，那么，在《自己之歌》中，惠特曼则创造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治和社会生活的许多缺陷都以富于想象力的措施得以拨乱反正。贯穿全诗的不同的文化层面的交叉渗透具有改善*治生活、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
以战前美国人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