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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与领土卫生的发展
在古典时期的欧洲，流行病已经为人所知。它们已经被荷马所传唱。后来在文字记载的时代，有公元前年的“雅典瘟疫”，随后是公元年左右的“安东尼瘟疫”（AntoninischenPest）和公元年左右的“西普里安瘟疫”（CyprianischenPest）。它们是不是由耶尔森氏菌引起的真正的鼠疫还尚无定论。为了应对反复出现的流行病，古希腊的城市已经设置了一种医生们相互合作的自我管理组织，担负起提供医疗救助的公共义务。对行医人员和对治疗处于危险或紧急状况的人们的监督从此开始；这也是在发生公共紧急事件（如流行病）时，医生既要救助患者，也要负责向城市管理部门提出建议的开始。官方指派的医生必须留在现场，不得逃离。因此，对于医生而言，流行病成了道德问题——即便在巨大的危险中也要履行自己的职责。这些职责是后来所谓“职业化”的早期标志。而对其他人来说，在流行病来袭时，逃跑才是座右铭。《十日谈》的作者就持这种观点。
在-年的“黑死病”之后，鼠疫变成了欧洲的本土疾病，常常每隔一段时间就在不同的地方暴发。由于在这些新的流行病中死亡的主要是年轻人，一些科学家认为，当人口的疾病传染程度因世代更迭而减少时，鼠疫总能找到一个新的潜在受害者。在城市中，鼠疫在人口稠密的贫困人群中造成的伤害最大。尤其是，穷人躲过流行病的机会远不如比较富裕的群体，直至今天情况依然如此。年，《明镜周刊》对刚刚消退的“亚洲流感”挖苦地写道：“一个月来，流感在德国公民中蔓延，只有一个例外。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主席加贝特（VolkmarGabert）声称：‘一个优秀的社会民主党人对来自远东的病毒免疫力很强。’然后他就躲进了山里：‘在那儿没有人能传染我。’”
说回鼠疫。众所周知，年伦敦的鼠疫流行伴随着城市大火。鼠疫可能会卷土重来，这是经验之谈。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对内对外的活动都停止了。因此，意大利北部和弗兰德的产布城镇不再生产商品，来自鼠疫流行城镇的商人则被那些还未感染鼠疫的城镇拒绝入城。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贸易城市建立起了纯粹反应性的卫生威胁防御。先行者是威尼斯这座连接广泛贸易网络的城市。早在14世纪末，载着病人的船只就不允许直接进入城市的港口了。此外，有嫌疑的船不得不抛锚等待，直到确定乘客没有传染的危险为止。隔离（Quarant?ne）这个说法就可以追溯到这个时代。隔离期通常持续40天（这个期限源于《圣经》），因此有了意大利语数词40——“quaranta”。当时贸易世界中的其他海洋共和国和海洋城市也进行了类似的管制。这些措施逐渐发展成为众所周知的人员隔离设施和针对货物（如皮草或织物）的隔离检疫设施。欧洲最后一次鼠疫流行发生在年的马赛，起因是从黎凡特驶来的一艘船上的商人贿赂港务局，使得他们的货物被允许上岸参加巴黎博览会，尽管该船由于鼠疫本应在港口外被隔离。
贸易城镇内部的流行病防卫措施一般包括具有卫生影响（或副作用）的法规，其中包括城市公共秩序、供水、街道清洁、食品和市场管理等方面的法规。相关责任人没有考虑过共同体的“公共卫生”问题。当时的医学也没有发展出一门公共导向的科学以及由此产生的行动谱系。然而，随着年“卫生主管”的设立，威尼斯城邦明确提出了“领土卫生”（sanitasterre）的概念，即不是指人或人的躯体，而是涉及一个城市甚至国家领土的健康。这种卫生当局的目标和目的在于维持公共秩序、调节社会等级、干预市场关系和保障生活条件。
这种方式理解下的公共卫生成为公共秩序的一部分，从而也成为政治和行政的一部分。偶尔有医生试图以公开任命的政治家和行政人员顾问之外的身份介入城市或国家的管理，但总是会遭到城市和国家的领导阶层强烈且坚决的拒绝。
近代早期的麻风病和梅毒
在不断发生的鼠疫疫情中，被感染者的房屋被标识且封闭起来。这是强行实施私人隔离的一种方式。人们还会使用特定的建筑设施，将感染者和疑似感染者聚集在一起，与外界隔离。住在这种设施里，就等于被判了死刑。经常有亲属在瘟疫屋前发生骚乱。但共同体需要将病人和疑似感染者隔离以避免疾病进一步蔓延，必要时还会使用暴力。无论如何，这些病人都没有被送进医护院。中世纪和现代早期城市的医护院主要接收贫困人群，即“不幸者”，也就是那些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人。被收治的人很少能见到医生。医护院
